这里的合法是立法者对用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对具体行政行为所进行的法律规制，这也是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法治功能之一。

[21]不过，尽管如此，国王仍然保留了行政权：枢密院、大臣都是他行使行政权的手段。因此，先是议会（如在18、19世纪）而后是行政（如在20世纪）都变得比以往更为积极主动，以回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

而政府又是由多数党组阁而成的，因此它又必须考虑选民的意见。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其中确有德的成分，但戴雪认为其最终的保障机制还在法治，如果没有那样的法律途径（议会可以拒绝通过拨付给国王年费的法案），国王能否遵守这种惯例还真会是个问题。黑尔认为，柯克和平等派都错误地认为历史性是可以将法律追溯至过去某一具体的源头，因而都误解了普通法历史性的真正含义。若大选的结果仍与被解散的议会相一致，则国王不得再次解散议会。而当19世纪国王已经实质性退出行政系统之后，它才恢复了制定一般性规则的正常做法。

前者是为了从正面昭告天下，为了民众之幸福，作为个体之权利不容侵犯和践踏。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不仅总统可以行使否决权，而且联邦最高法院也可以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而宣布其中的某些条款无效。从主观法上看，一般分为防御权功能和受益权功能。

注释: [[1]] 笔者曾经论证并提出，人文主义和生态主义可以融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协调。（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在现代社会，良好环境是公民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不管是基于公民个体的生活需求，还是针对社会以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5]]宪法上探讨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应以环境权的实际保障为最终目的，因此需要以请求权功能理论指导相关制度实践，同时通过制度实践检视理论的正当性及有效性。一、宪法意义上环境请求权功能的概念及其特殊意义 近年来，我国关于环境权的概念日益清晰。

（二）针对行政权的请求权 由于环境权及环境事务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从各国进行环境治理的经验上看，在环境请求权的国家权力指向中，行政权的作用是最为突出的。在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当中，如德国、奥地利、英国等以专门的单行法形式对环境知情权作了规定。

该法第3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有权根据法律的标准通过获得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主体所掌控的环境信息，不必证明对此信息具有法律的利益。原告为公民余穗珠，被告为海南省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不管公私之性质，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对于企业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所实施的共发型规制，或者为改善已经恶化的环境所采取的积极性措施，都是基于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环境权的防御权功能指向的主要是公民的被动防御环境被侵害的行为。

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通过对行政权的环境保护职责的规定，从侧面体现了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法律地位或状态既是公法请求权的基础，也是请求权本身所要服务和保障的目的所在。公民可以请求国家对环境条款和人权条款进行解释，明晰公民的环境权的内涵及国家的尊重和保障义务。

[[38]] 参见朱谦：《环境知情权的缺失与补救——从开县井喷事故切入》，《法学》2005年第6期，第61页。除了在权利利益上的社会性，社会权的实现模式与自由权也有很大差异，对国家的依赖程度相当大。

宪法上的环境权属于宪法权利，环境法上的环境权属于法律权利。其目的和作用是，打击和制裁环境犯罪，解决环境纠纷，维护法人和公民的环境权益，使环境得以保护。

但环境参与权的行使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要求存在一个对话的平台，使得双方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处理相互的关系，这个平台必须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之上，为此，公众必须拥有及时获得和充分了解真实信息的权利，国家负有环境信息公开的职责。有学者主张，在环境保护的诸多政治机构中，环境保护部门无疑应该承担主要的角色，其应该认真履行环境执法部门应然的地位。例如，全国最高法院公布的2013年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中就存在一例公民个人因为自身利益，而提起的要求环境信息公开的行政案件。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的《法国2004年环境宪章》第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条件和限制下，每一个人都有权获得由政府当局掌握的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并参加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公共决定的制定。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对环境污染宣战。请求权原本是德国民法上的重要概念。

[[12]] [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之后经学者们不断的倡导及深化研究[[4]]，环境权的概念日益被国内接受，被普遍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

如日本学者大须贺明指出:国民对国家可以请求其保护良好环境的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需要迅速处理的国内外事物越来越多，议会作为议事机构，办事程序复杂，不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而行政机关实行的是责任制原则，上下级之间是隶属关系，这种情况必然要求强化行政权力，提高决策和办事效率。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近年来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及治理。[[29]]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25,31-35页。

[[46]]尽管结合第33条可以证成对环境权的保护，但是从国策条款到权利条款，须依赖于宪法解释的功能，因此国家对公民环境权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履行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环境权的社会权性征决定了该权利的实现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依赖程度很大，除了依职权行使，也包括公民依照人民主权理论要求国家权力积极作为，提供惠及公民权益的相应物质或法律服务。可持续发展理论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中正式提出来的，即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必须把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活动全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限制在其承载力以内，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建立健全的宪法解释制度才会保障宪法上环境保护条款解释的合理性及有效性。

政府的消极环保行为属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所反对的怠政和懒政现象，应该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尽量减少此类情形。（三）针对司法权的请求权 行政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则是权利的庇护者。

社会权和自由权在国家理念、权利本身的理念以及内容和保护方式上均有很大不同。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17]] 王锴：《行政法上请求权的体系及功能研究》，《现代法学》2012年第5期，第81页。[[48]]但是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并不健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健全宪法解释的机制和程序，因此应该尽快制定有关宪法解释程序的法律。

[[20]] Robert·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 Rights,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9. [[21]] 关于环境权基本权利属性的论证，参见张震：《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9页。[[19]] 赵红梅、于文轩：《环境权的法理念解析与法技术构造—一种社会法的解读》，《法商研究》2004第3期，第48页。[[20]] 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均有其固有的结构与内容。[[50]] Robert Glicksman and Christopher H.Schroeder,EPA and the Courts : Twenty Years of Law and Politics,54 Law Contemp 249,273(1991). [[51]]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37]] 常纪文：《环境立法应如何给公众参与下定义？》，《中国环境报》2014年12月24日，第2版。[[25]] 郑磊：《民生问题的宪法权利之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78页。

从世界各国的宪法规定来看，人民主权应该是指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因此应该将主权扩大解释为国家的一切权力。[[12]]我国民法上的请求权，主要指相对于某个特定的人产生效力，其中，债权上的请求权包括赔偿损失请求权，基于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请求权，物权上的请求权包括确认所有权，排除妨碍请求权，返还原物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此外，还有知识产权上的请求权，人格权上的请求权，身份权上的请求权（抚养费、赡养费）等。

这保障了有关环境权的立法能充分考虑绝大多数人的环境权益。其次，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权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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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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